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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实践,我们也有很多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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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为中教创设文化平台、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悦创书院发展顾问,南京教科所沈曙虹副所长

一、“这一个”的文化与“这一代”的文化
在学校文化建设热潮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中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做事方式,因此学校文化建设理所当然要打上“这一个”的烙印,要从自身传统与特色、师资与生源状况出发,要以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亟待破局的问题为己任,要把“人民满意”具化为学生及其家长满意,而不要去追求那些形而上的、无关学校现实存在的“身外之物”。这种看法不可谓没有道理,它的基于本校、在本校中、为了本校的文化建设主张和思路当然是合理的。但我们同时认为,这种观点也有短视与狭隘之处。
学校文化不只是自己的,也是社会的;不只是“这一个”的,也是“这一代”的。虽然每所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胎记,积淀了独特的教育精神、发展智慧乃至日常习俗,然而学校首先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化而生的,它必须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始终与时代共鸣,始终体现着不同时代的精神意志。这即是说,学校文化不可能只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封闭系统,而必然是开放的、动态的,是始终在与时代、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只有在与当代社会文化形态正面的、全面的交融中,我们才能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自身学校的追求,从而更准确、更完善地选择自己的文化道路。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学校文化建设当做“小我”的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宏观视野下去思考“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在自身文化建设中既要从现实着手深入谋划,又要从大局着眼高瞻远瞩,真正使“这一个”的学校文化既具有扎根的、务实的现实情怀,又具有“超功利主义、超生存际遇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终极关怀”品质[1]。
二、“传承”文化与“创新”文化
从理论上来讲,这本不该是个问题。但纵观当前学校发展态势,似乎存在一个“反常”现象,即有些学校甚至一些传统名校的文化建设过于强调传承,更多地是在靠“惯性”推动,在学校发展的战略层面上缺乏与时俱进、更上层楼的主动意识和创新手段。我们承认一些历史老校乃至传统名校文化底蕴厚、建设水平高,但这些优势的文化元素并不是“自发”地就能转化为持续推动学校发展的核心能力。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由于积淀的东西太多,往往容易导致办学者的执念——或者被对传统优势的信赖感遮住视线,或者因传统优势过于强大而畏惧变革。于是在新世纪学校文化建设的浪潮中,这些学校不但未能继续充分发挥名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反而处于较为滞后的被动状态。
当今时代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趋势,正导致我们原先习以为常的文化思维逐渐失衡,并要求传统文化更新甚至重塑自己的文化范型,以主动适应现代文化。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经历这样的文化转型时,学校的文化创新也势在必行。当然,学校不可能割裂历史而凭空建立新的文化,学校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去传统化”,它从根本上说乃是学校历史进程中内在的、自我的发展要求。但传承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创新,如果传承走向了极端,走向固步自封,这跟抛弃传统一样都是学校发展的大忌。因此,面临深刻变化的新的社会生态,文化创新不但是所有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承载了过多文化积淀的历史老校乃至传统名校的必由之路。所谓学校文化创新,是指学校在特定时期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向一种全新的、更具时代精神的文化模式的转向,它的实质是学校中人的教育观念尤其是教育行为的根本转变。学校只有主动总结和探索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走势,正确认识学校传统中必要而且可能弘扬的内在根据,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重构,才能取得在学校未来发展选择中的自主地位,才能保持学校文化强健的生命力,才更有可能建成底蕴深厚、品质优良、与时俱进的特色强校。
三、“策划”文化与“生成”文化
本世纪初“学校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就是以“策划”为基本理念和手段的。对于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认为通过科学策划可以将学校文化建设引入“快速通道”,使学校迅速获得高位发展的基础和依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文化只能从学校内部生成,任何由外而内的打造都是违背规律、不可持续的。
我们当然不赞同对学校文化进行“技术主义”的打造,但如今大量成功案例证明,学校文化完全可以通过策划而提升,引入先进的策划理念和模式来更新甚至重塑学校文化,可使学校文化闪耀出更为理性、更趋先进的光芒。但是,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必须阐明:
第一,策划什么。所谓学校文化,是学校长期以来形成并信守的精神理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引领下学校主体成员共同的行为方式与物化形态。这个定义本身已表明学校文化只能依靠内源性的“生成”,而不是依靠外源性的“建成”。那么,学校究竟可以策划什么?答案很明确——学校文化战略,而非学校文化本身。也就是说,学校调动各方智慧,所策划的是办学理念而非精神文化,是办学行为、办学制度、办学环境,而非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与重心,因此学校文化战略策划决定着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水平。运用策划手段,可以为理想的学校文化形态描绘“效果图”,可以制定科学、合理、高效地实施文化行动的“路线图”和“施工图”,而这些战略方案要真正成为学校文化,还必须通过长期的、能动的办学实践,使其逐渐转化为师生共同的信仰,并转化为由这种信仰引领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这两个“转化”,就是学校文化战略生成为学校文化的过程。
第二,怎么策划。我们知道,任何一所学校,它的文化发展的基础、脉络和样式都不相同,办学者对学校现状的审视和未来的预期也各有思考,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说不可能让所有学校都去使用一套标准的文化策划模板。但是基于广泛推动与引领,我们仍然有必要为学校绘制一幅较为全面的“文字地图”,包括文化建设的原则、内容、模式、流程、保障等。只是学校在运用这些策划工具时必须主动地、灵活地适应于本土实践,必须指向办学深层次的变革。总之,学校文化战略策划只有高度校本化,才能触及学校办学观念与行为的本质,才能有利于学校较快形成文化的精神力、行动力和形象力,从而整体提升办学的品质和品效。
四、“人为”的文化与“为人”的文化
不必讳言,有些办学者或许是因为当前大形势所趋才把文化建设当作一项工作来布置和实施,以至于认识和做法都不到位。有的学校为了追求特色,不论学生的年龄、性别、性格、兴趣等差异,动辄大搞“举校体制”,要么全校打腰鼓,要么全校练武术,要不就是全校练器乐;有的学校为了参加各种“规范化”、“现代化”或高中“升星”等项目的验收,参加“××学校”、“××校园”的创评,或为了迎接某项督导、综合考评等,而把“做文化”当成了“加分”内容。我们不反对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也不反对学校文化建设借助有利契机来开展,但这种功利性过强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短期效应,即“目标”到手,“文化”全丢。
学校文化建设都是人为的,都体现着办学者的教育理想、审美情怀和治校理念。而一切教育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服务的,这就要求一切文化建设都需顺应人的发展规律,都应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概言之,教育的使命决定了“人为”的文化建设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为人”的根本。那么,怎样的文化建设才算是具备了“为人”的内涵和真谛呢?莫里斯告诉我们:“创造一种文化而在其中每个人在他的能力限度内有实际上的自由,这是人现在必须替自己规定的任务。”[2]佐藤学告诉我们:“学校教育的本质意义就在于,通过每个学生的个性而多样化地交流多元文化。”[3]在国家的宏观意志之下培养学生的“自由”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让学生成为最好的他(她)自己,这就是学校教育的宗旨,就是学校文化的目标。所有的文化设计,如果不把目标或功能定位于对学生“有益”,而只定位于对学校“有用”甚至仅仅是“有了”,那么这些设计不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有可能成为学校管理失范、组织化程度低乃至文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的论据。那种“一刀切”的特色打造、“一过性”的项目建设,是否真的有益于学生充分而多样化地成长,真的有益于学校成员深层心理结构的完善呢?这也说明,以人为本的理念要真正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全面而充分地得以体现,还需办学者在育人观念上做出很大改进。
五、“行政”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
毫无疑问,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是中国学校文化建设持续保持热度的最重要外因。我们一方面为各地教育行政领导对学校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高位谋划称道,同时认为学校自我发展需要有这种外部动力来催化甚至鞭策,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有些行政规定未必一定科学,一定有利于学校自主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如今比比皆是的“一校一品”规划。不错,从区域的层面上看,“一校一品”使得校际之间形成了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态势,是区域教育领导的成果;然而从每所学校自身来看,“一品”却是在促使学生同质化发展,是违背教育理念和教育规律的做法。再比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学校进行督导、验收时必查“一训三风”,甚至有些区域还要求学校将“一训三风”从办学理念体系中抽取出来单独打印以备查。不知行政决策者有没有想过,学校办学理念的提炼是否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是否必须把“一训三风”当做千校一面的标配?
一直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学校发展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行政驱动,甚至一些学校连文化建设也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规定任务。这种模式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政府和学校责权不清,学校主体地位矮化,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随着办学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教育家办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校自主发展的意识越来越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成为从国家教育战略到校长办学实践的共同诉求,而学校走向办学自觉的最重要突破口就是文化自觉。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办学者及其学校成员对学校文化地位与价值的深刻认识,是对本校文化发展规律的能动把握,是对积极总结办学经验并创新学校文化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不同学校的文化,应是不同的办学者依据各自校情和各自的教育及课程理念而营造出的高度校本化、个性化的育人哲学和行动模式,这就亟待教育行政部门加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力度,一方面积极启迪校长的文化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应给予学校文化建设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创新权。就拿“三风”(校风、教风、学风)来说,本来它们应该是对这些方面在学校蔚然成风之后的总结提炼,而不是预判和预设,那么就应允许学校的“三风”还在形成、完善、优化的过程中,也就应允许学校暂时还交不出自己的“三风”答卷;再者,在教育家办学和文化自觉的视野里,办学理念的内容完全可以因校而异,比如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学校精神”来替代校风、用“教师准则”来替代教风呢?只要学校的理念体系中涵盖了“三风”的内容,“怎么表述”就完全应该由学校自主选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我们期待广大学校的文化建设在不断总结经验、澄清价值、纠正偏差的过程中形成更远大的抱负、更坚定的信念和更科学的理性,从而在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走得更扎实、更有成效。
 
 
参考文献:
[1]叶翠微.追寻学校文化的终极意义[N].中国教育报,2006-6-20.
[2][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M].定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29.
[3][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3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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