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作者为中教创设文化平台、北京敬文堂教育研究院、悦创书院发展顾问，南京教科所沈曙虹副所长

因清末民初时的南京雄踞东南，两江师范学堂和其后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是当时东南最高学府并享有盛誉，因而那时的南京聚集了大批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当“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国民教育必须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禁锢之后，在这些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熏陶又胸怀远大抱负的教育志士的亲力亲为之下，南京教育便迅即踏上了锐意改革之路，且其燎原之势一直绵绵不绝于今。
“五四”后，南京学校开始增设选修科。1923年起全面推行高中文理分科，各个学校自己还进行了一些改良，如金陵中学将英文、国文、数学三科并重，将理科分为物理、化学两科。在教材上，南京各中学没有统一教材，除了国文、史地等课程外，很多学校都采用英文版教材，如南京安徽公学（今注：后为南京六中，现已撤并）从高中一年级起就要学习英文典大全、英文小说、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书信散文等，代数也采用英文版的范氏代数。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长期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以第一手资料与外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活教育。他以南京鼓楼幼稚园为研究对象，对课程、教材、教法、设备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总结出怎样办中国化幼稚园的理论与经验15条。1928年，陈鹤琴受民国大学院之聘，主持起草《全国幼稚教育课程暂行标准》，将鼓楼幼稚园课程实验成果正式列为全国幼稚园的课程标准向全国推广，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的早期教育实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后，该园一直秉承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幼儿教育道路，取得了许多有全国性影响的革新成果。
 

当年由陈鹤琴创办的鼓楼幼稚园

南京师大附小在建校早期就以教学改革而闻名。1918年我国教育实验还处在萌芽期，俞子夷主任（校长）就模仿桑戴克的书法量表进行了小学生书法测验,并编制了4种小学国文书法量表。此量表一出,我国中小学界遂知教育成绩可用客观标准考查，俞子夷也因此成为我国进行汉字书写试验的第一人。他的设计教学法实验则是在借鉴杜威学生克伯屈“设计是自愿的活动”原则下进行变通的中国首次设计教学法实验。该实验在1921年至1923年达到高潮，为中国教学法的实践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此外当时学校还有许多领域的实验研究都在全国起了引领、带头的作用。1927年，江苏省教育司蒋维乔先生在专为该校所著《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中写道：学校“乃最富于研究者，凡有一新制度出，率先从事实验，……以故在本省小学为最新式者。”时任校长许恪士则自述学校“在国内那个时候几乎有领导小学教育的神气”。解放以后，学校更加注重教学改革。50年代先后进行过分组讨论教学法、大单元教学法、苏联“五项原则、五个环节、五级记分”的实验研究等。该校斯霞老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随课文分散识字和“以语言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作结合起来”的教学经验，并在省内外推广。学校的实验研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南高师时代附小师生合影

锐意改革也是南京师大附中的优良传统。从1920年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主管该校时实行高中文理分科、1922年实验“六三三”学制、1923年实验“道尔顿制”开始，附中就开始了学制和课程改革，在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而提供可选择课程、倡导生动活泼自主发展和创造性人格教育模式等方面，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借鉴。抗战期间，艾伟主持开办中学“六年一贯制”学习心理实验班；50年代，学校进行了高中文理农分科教学实验和“四二制”试点班教学改革；60年代，学校进行了旨在推动学生主动发展的教育改革；80年代初，学校率先在全国尝试压缩必修课课时、增设选修课、开设劳动技术课，把社会实践纳入课程，建立课外活动体系，致力于课程结构的健全和完善；进入90年代，学校开始把课程改革重心转向课程实施的改革，进行“分层教学”的课题研究，此举被课改专家称为“直接影响了我国普通高中课程计划的制订”。
实验、改革、创新，一直是南京百年中小学发展的关键词，是自始至终的办学追求。这种精神体现于今天的南京教育，则是成就了诸多敢为人先的学校发展大手笔：推行“小班化”教育、实施“名校放大”工程、联办“全国校长发展学校”高规格培训校长、大规模资助教育硕士培养和推行骨干教师海外培训以打造高层次教师队伍、学校对口跨江合作促进均衡发展……